第23章 当“城市化”遭遇“逆城市化”（上）(1)（3/3）
的京城北京，人口过百万，也是征地来的。问题是现在中国的“城市化”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，它怎么私有化呀？
王牧笛：所以我们刚才聊的东部沿海地区，包括浙江，它们的“逆城市化”是因为土地的诱惑。现在重庆的城市化模式被媒体解读为土地换户籍，也是跟土地相关。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个背后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需要一场二次改革啊？
李银：其实“城市化”就是在做土地改革。很多人在说“城市化”带来的影响，那你想想看，农民工这个词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“城市化”把农民赶到城里面去，成为工人，成为农民工。这就是改革的一个切面。但是如果说“重庆模式”是很成功的话，那它也不可能复制到其他地方。
郎咸平：重庆模式跟广东模式各有一点，我觉得可以提出来做个简单讨论。重庆推出一个地票制度，就是说为了避免侵占耕地，因此开发商也好，政府也好，你只要建房子，就必须先买地票。那地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城郊，还是在更偏远的农村，都无所谓，如果你想拿重庆户口，就必须放弃宅基地，你要把它复耕为农地，复耕一亩农地给你一亩地票。开发商想开发地产，就必须先买地票，而这个地票一律公开竞价。2010年4月份，一亩地票卖到14.4万块，全部归农民。因此偏远地区的农民也有动力了。就是说这个“城市化”的好处不是只让城郊区的农民享有，而是透过地票制度可以让更偏远农村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到。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化解社会矛盾。广东呢，也有一个叫深圳模式，它是2009年12月份推出的一个新办法，就是城中村就地改造，村民选出自己的代表，选出自己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搞股份有限公司，直接跟开发商谈判。
李银：企业化运作。
郎咸平：对，集体化运作。
王牧笛：他们的村长一般都是董事长。
郎咸平：对，村民当股东。除了跟开发商谈判，村里还可以自己盖，盖了以后，透过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分给村民，这样农民也能够享受到“城市化”的好处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应该推动的既不是重庆模式，也不是深圳模式，因为我们很清楚，我们大部分城市既不像重庆那样是个大农村，也不像深圳那样缺乏土地。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综合，就是说考虑透过某种形式，把深圳这样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像重庆这样的地票制度综合起来，结合当地的情况，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。总之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。
李银：单打独斗不如组合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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