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第三十二章〕（5/7）
，枪毙他们都未几。”李云龙很是义愤填膺。
这一说，田雨就再不吭声了。所以李云龙认为自己的话很有说服力，硬是怪了，自己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有理论程度？
形势变更太快了，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可真是个万花筒，轻轻一晃，新的图案就出来了，根本就没有重样的，真令人眼花纷乱。李云龙有些反响不过来了。红卫兵抄家那阵子，李云龙处于兴奋状态，眼前的情景经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想，当年打土豪分地步，给地主糊个高帽子戴上，再找根绳套在地主脖子上，牵狗似的。地主在后面颠颠地一溜儿小跑，手执小铜锣边敲边喊：“我是土豪劣绅……”庄稼汉、泥腿子、大姑娘、小媳妇都分站在道两侧，你一拳我一脚，鹅卵石、臭牛粪劈头盖脸砸往……真他娘的痛快，**那句诗是怎么说的？“红旗卷起农奴戟”呀。往事历历在目，当初李云龙对“革命”这个字眼的认识就是从抄家开真个，如此说来，在沉静了十七年以后，新一轮革命又开端了？
李云龙很严正地问过李健：“你们打土豪得的‘浮财’是怎么处理的？”
李健懵头懵脑地问：“爸，什么叫浮财？”
“嘁，连这都不懂？还他娘的打土豪呢？要说干这个，你爹我可是老资格了。‘浮财’就是除了房产地步以外的财物，像什么袁大头、金银首饰、绫罗绸缎、樟木箱子什么的。哼！你小子，还‘六月的冬瓜——毛儿嫩’呢。”
“噢，明确了。我们是这么办的：只要是纸做的，像字画书籍之类的就点把火烧了；要是易碎的东西，比如瓷器什么的，就索性让它碎了。这样比较省事，当然，要是金银衣服类的就不能毁了，那是劳动国民的血汗，我们就上交了。”
李云龙搔搔头皮怀疑道：“过往打土豪不是这样，浮财都集中起来，按村里穷人的人头份平分。当然，有的东西不可能分匀，比如一头牛你咋分？总不能一人砍条牛腿吧？所以几户人家分一头牛，算大家的，共同应用。现在抄家可能是老规矩不作数了，浮财不分了，那上交给谁呢？”
儿子答复：“当然上交给国家了，国家专门办了抄家物质上交点儿。”
李云龙有点儿明确了，当年打土豪抄得的财物一部分用于红军的军费，剩下的就给本村穷人分了，土改时抄得的财物也是本村穷人均分，政府并不伸手。现在可能是规矩变了，浮财不许分了，政府要用。
抄家风很快就过往了。据儿子李健解释：“是由于实在没啥可抄的了，该抄的哪家都是被抄过两三遍了，屁也没有了。有些坏人家更气人，明明是地主或资本家，可家里的摆设还不如咱家呢，我见过一家，除了破被子和几件破衣服，就一个大咸菜坛子还算件东西，让我们一怒之下给敲漏了。可他家成分还真是资本家，我很奇怪，怎么还有这么穷的资本家？要不然我们还真把他家当成贫农了。”
这比如练武的人相互过招，闪电般地一交手再各自让开，这叫一回合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第一回合是奔“三家村”往了，“地富反坏右”等“黑五类”是衬托，逝世老虎再拿出来打打也无妨。第二个回合就有点儿石破天惊了，**、邓小平、陶铸的倒台把李云龙惊出一头汗来。**和陶铸怎么样他不太明确，可邓小平他还是挺熟的，这个前129师政委是他的老上级。按照军政各负其责的制度，赵刚和邓小平打交道多一些，毕竟是垂直领导。李云龙曾多次听邓小平讲过话，还挨过这位政委的批评。至于这位前129师政委是怎么和**、陶铸搞到一起往了，李云龙就不太明确了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隔三岔五地就搞一次运动，闲着的时候少，有条规律是铁定的，每次运动都要有人从政治上垮台，李云龙早习认为常了。平心而论，像省、部、军这一级干部，中心还是挺拿他们当回事的，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首先转达到这一级。固然对党内历次产生的重大事件，他也有想不通发牢骚甚至骂街的时候，但有一点他是尽不会变的，那就是对毛**的崇拜。作为一个在毛**麾下浴血冲杀几十年的老兵来说，那种对领袖的崇拜早已融化在血液中，浸进到骨髓里了。战斗年代，无论党和部队处在多么危险的地步，毛**都能神奇般地化险为夷，他不是凡人，是神，听毛**的准没错。
李云龙感到自己有了一种忽然的感悟，明确了，事情是明摆着的，以前他总觉有什么不对劲，心情压抑，爱发牢骚爱骂街，令人不满的事举目皆是，可又说不出来。远的不说，1960年那场大饥荒一直使他铭心刻骨，心中总像堵着什么，饿逝世这么多老百姓，总要有个负责任的吧？谁知稀里糊涂就过往了。现在想想，事情便有些明确了，党内还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，毛**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唆使、决策总是贯彻不下来，原因就是以**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时时干扰和损坏，能不失事吗？看来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实在太必要了，不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确当权派，天理难容。想起前129师政委邓小平，李云龙便生出几分惋惜。他咋跟**他们整到一块儿往了？他可是打过仗的人，不像那些从白区来的人，鬼知道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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